和法国总统萨科奇一样，世界级建筑大师让·努维尔属于法国婴儿潮一代人，并成为建筑界的当权派。

他受“结构主义”影响，天性好冒险，无固定风格，反对千人一面的克隆建筑；他出产颇丰，建筑作品横跨5 大洲，项目多达224 个。近日，他来到香港，为九龙文化新区出谋划策。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20 世纪和21 世纪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悲剧在于，我们割裂了自己与地理环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像是被克隆出来的，充满了没有灵魂、没有言语的建筑。

2012 年，萨迪亚特岛，这块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27 平方公里的小岛将出现一个新兴的文化区。其中，让·努维尔的卢浮宫卫星馆、扎哈·哈迪德的艺术表演中心、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安腾忠雄的海事博物馆将逐一亮相，四位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在此比邻而居。

一个直径182 米的巨大金属穹顶，使得让·努维尔的设计尤为特别；穹顶与所在岛屿的形状相呼应，努维尔称之为“半岛上撑起的遮阳伞”，而更多人把它形容为来自外星的UFO；中东地区炽烈的阳光，透过穹顶的镂空，照射到全白的阿拉伯式建筑上；努维尔又用水在地面上形成反射的镜面，微风吹来，波光粼粼，形成星辰般灿烂的光影效果。这一建筑得到了阿拉伯人的赞赏，让·努维尔甚至登上了阿联酋一家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他与阿联酋酋长面对面，凝视着博物馆的模型。

阿拉伯世界只是让·努维尔建筑王国中一角；欧洲、美国才是这位64 岁的法国建筑师，2008 年的普立兹克建筑奖得主最主要的阵营。

徜徉在巴黎街头的游客，不经意间就会与让·努维尔的建筑相遇。只是游客怎么也不会想到，塞纳河左岸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会跟埃菲尔铁塔脚下的盖布朗利博物馆是同一个建筑师的手笔：前者拥有一整面高科技感十足的玻璃墙，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圆形光圈式的花纹，还会像快门落下时一样闪光；后者则粗犷如同“原始森林”，大地色系构成的建筑绵延伸展，植物从外墙一直生长到办公室里。更不用说蒙帕纳斯区的卡地亚基金会，一栋优雅的玻璃建筑，夹在两片巨大的玻璃屏风中间，身在其中，有窗外的大树为你遮阳。

普立兹克奖评委会在授奖时这样评价他：“过去的三十年间，让·努维尔已将建筑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好奇、敏锐的冒险态度带入每个项目中，使现代建筑领域不仅有了更多的成功案例，还极大扩展了现代建筑的语汇。”

建筑成为让·努维尔征服世界的独特方式。作为第二位获得普立兹克奖的法国人，努维尔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法国，而是转战于世界各地的项目现场。从1973 年至今，努维尔的建筑生涯已近四十年，足迹横跨五大洲，建筑规划项目多达224 个，其中78 个已经建成。这样高的产量和中标率在建筑大师之间也属罕见。

2009 年末，让·努维尔受邀参加香港设计营商周期，为九龙文化新区的建设出谋划策。

这位身材高大的法国人，常年留着光头，一双鹰眼深陷，声音洪亮厚实；与自己设计的五彩斑斓的建筑不同，努维尔常年穿黑色的衣服，只有夏天在法国南部度假时才会换上一身全白的行头。讲英文时，他夹杂着浓厚的法国音，以至于有些时候，他需要借助助理的帮助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不太流利的英文并不妨碍这位建筑大师在全球各地的项目进展。

“我觉得，过去的十年、乃至一个世纪中，建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其所存在的地理环境，与其历史背景脱离了关系。”努维尔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客户，都有权利获得一项全新的、完整的规划，一个完全与当地融入的，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建筑。”

“时代造就了我”

“他很不固定，不断尝试，虽然不是每次都可行。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他的作品中既有非凡的杰作，也有实验性的和不那么符合美学的作品。但是每一次，让都愿意投身其中，去做新的尝试。这真是了不起的品质。”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曾这样评价好友努维尔。

和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一样，让·努维尔出生于二战后的法国。二战后，法国迎来了婴儿潮，法国人将这一代人称作“糟糕一代”（the Infants Terrible），而努维尔可能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努维尔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高中老师。少年努维尔一度想学习绘画，但是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我的父母不肯付学费。他们觉得当艺术家太朝不保夕了，让我去学数学或科学，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我学了建筑。有用，但也跟画画有点关系。”努维尔说。

1968 年，努维尔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建筑系。当时，法国政府正要关闭美术学院的建筑专业，所以安排的教员也有些“不靠谱”：一个是以圣像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兼建筑师克劳德·帕朗（ Claude Parent），另一个是哲学家改行的建筑家保罗·维里罗（PaulVirilio）。这两位老师对努维尔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他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带上了哲学、神学的倾向。至今，努维尔最爱听的音乐还是11、12 世纪的教堂合唱，最爱的建筑则是以彩色玻璃窗闻名的巴黎圣礼拜堂。

在校期间，努维尔就公然藐视学校的教育方法。当时的建筑教育普遍不重视调查和批评，而是以图纸的精美程度给学生打分。系里布置作业让学生画一幅儿童图书馆的设计图，努维尔写了一篇对“法国各地儿童心目中的图书馆”的分析报告交上去，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被退回。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努维尔也常混迹于巴黎的艺术青年之中，与他们高谈阔论。

努维尔说：“当时建筑界盛行国际主义风格，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呈现出雷同的面貌，混凝土的方块房子比比皆是，建筑与本国文化没有任何联系，与所在环境也并不和谐，只是克隆、再克隆。这并不是一名建筑师应有的态度。”

从大二起，努维尔就在老师克劳德·帕朗的工作室打工；毕业以后，他继续在那里工作。25 岁那年，努维尔在帕朗的帮助下自立门户，与人合开了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努维尔在帕朗的引介下认识了艺术评论家乔治·布大宣（George Boudaille），这让努维尔能参与两年一次的艺术博览会馆设计，艺术的视野越发开阔。

社会、家庭、教育的背景相互作用，奠定了努维尔日后创作的基调。“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努维尔说，“我出生于战后的法国，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不去好好地分析一件事，那我就会迷失方向。”

1980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提议在巴黎塞纳河畔建造一座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Arab World Institute），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阿拉伯文化的价值。那个时期，法国政府修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府工程。仅在巴黎，就有卢浮宫扩建工程、巴士底歌剧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德方斯巨大的拱门等。所有这些建筑的方案都通过竞赛取得的（举办竞赛是法国挑选公共建筑设计方案的惯常做法）。众多的竞赛让像努维尔这样的年轻设计师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1987 年，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正式开放。这成为努维尔最成功的处女秀。这座楔形建筑位于传统居民区——圣日尔曼区，过去为巴黎贵族居住区，现在仍保留着上百年的公馆，大多数变为外国使馆和政府机关。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沿塞纳河而建，邻近巴黎圣母院，一面临街，建筑的两面墙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风貌。沿河的北面墙壁，他使用了一种新的玻璃材料，让其与圣母院的风格完美融合，还画出了了天际线。而临街的南面墙壁，他用一种全新的技术模仿了阿拉伯建筑中特有的挑窗台。努维尔说：“这个建筑的目的就是谈论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建筑的核心就是光线和几何形状。”多阴雨天气的法国无法与阿拉伯的日照条件媲美，所以努维尔想到，使用保温玻璃，并使用一种可以调节的几何形状来控制光照和气温。

努维尔跟团队发明了一种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电子装置，由电脑根据温度和亮度来自动调节，从而保持室内的光线永远适中。同时，这也创造了一种阿拉伯式的高贵；木质或大理石的挑窗台在阿拉伯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而玻璃制成的挑窗台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个设计太过成功，控光装置的快门很少需要改变。但政府为了照顾游客的情绪，就设定电脑每小时都会强制闪光一次，这大大惹恼了努维尔。从1987 年到现在，每换一届总统，努维尔都要去抗议一次，要求改回他的设置，但至今都未成功。

位于阿联酋的卢浮宫卫星馆，和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中心，在外形上毫无相似之处，但却同样传达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内核，并与周遭环境和谐互补，从而成为让·努维尔建筑理念的绝佳范例。他在建筑中大量地使用高科技，先进材料，但在概念上则异常贴近历史和文化。

“20 世纪和21 世纪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悲剧在于，我们割裂了自己与地理环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像是被克隆出来的。电脑出现以后，克隆变得更加简单，同一个建筑只要稍稍地拉长，或者变宽，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材料、结构都没有改变，甚至颜色都一样。这些是没有灵魂、没有言语的建筑。”努维尔告诉记者，“我的每一件作品中，都在寻找事物真实的面貌，这不是一个时髦的想法，但这是做出真品的唯一办法。”

“我做的是修改，而不是割裂。” 努维尔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建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