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宫内绝美的西洋钟表欣赏

钟表是在清代的时候有西洋慢慢的渗透到国内，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当时的清代末年国内已经有了很好的钟表工匠。这些能工巧匠做出来钟表可谓工艺精湛，但是动荡的社会让这些表匠们命运多舛，实在是可惜，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清宫里的那些表匠们的命运。

德天赐制作的钟表

被遣返回国的德天赐

德天赐(Santo Agostino Adeodato)，意大利人，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

乾隆四十九年(1784)来华，因擅长绘画，当年即赴京服务。据本年两广总督舒常的奏折：兹据南海县详，据洋行商人潘文严等、通事林禧等秉称，有意打利亚奴国夷人德天赐、颜诗莫二名，附搭双鹰国夷船到广，情愿进京效力等情。卑职随即传唤该夷人德天赐、颜诗莫并行商、通事人等查讯。据德天赐供，夷人今年二十七岁，谙晓绘画。据颜诗莫供，夷人今年三十二岁，谙晓外科医理。因本国王接到在京夷人汪达洪的信，叫夷人进京效力，附搭双鹰国夷船来广等语，由县转详到司。

之后于本年七月初九日德天赐等从广州启程赴京。在奏折中，德天赐申报自己的专长是“谙晓绘画”，但实际上，他进入宫廷以后，并没有从事绘画，而是转向了钟表和机械制作，说明德天赐也同样精通钟表机械。而且，德天赐在宫廷中主要的工作就是参与钟表和机械玩具陈设的制作。前面提到的巴茂正在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按照宁寿宫乐寿堂现设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西洋人陈设钟制作的西洋人写四样字陈设钟，德天赐即是主要合作者之一。

而且这件由德天赐和巴茂正共同完成的作品最终竟是记在了德天赐的名下：闰四月二十一日，将西洋人德天赐做得写字人陈设一件，安在奉三无私呈览，奉旨：面像手着黄兆、杨秀收拾，其三样字不必做了。其写字人交做钟处着如意馆画配做亭式座子样呈览，钦此。

这也是德天赐在宫中承做活计中最为著名的一件。

德天赐制作的钟表

德天赐参与的另一重要活动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京时，作为宫廷钟表匠和机械师对使团带来的天文地理大表等仪器以专家的身份进行观察，帮助安装。并在后来充当使团随行机械师巴罗(John Barrow)和丁维提(Dinwiddie)安置礼品时的翻译，帮助英国专家和中国安装工人之间的交谈。巴罗在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提到德天赐的情况和他的帮助：

没过多久，来了一位先生。尽管穿着中式服装，我马上就看出来他是个欧洲人。他用拉丁语自我介绍说，他叫迪奥达多，是那不勒斯传教士。

清廷派他来做翻译。他希望能对我们有帮助，态度极其诚恳。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在我居留于圆明园的五个星期中所给予的友好而持续的关怀，在向派来照管一些机械的中国人翻译说明它们的性质、价值和用法时所给予的重大帮助。迪奥达多是个优秀的技师，因而清廷雇他照管宫中所搜集的、大多数来自伦敦的钟表。

德天赐此次翻译工作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事后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算得上是宫中钟表方面的顶梁柱之一，其膳食待遇和同时期的巴茂正一样，“德天赐每日份例：盘肉三斤，每月菜鸡七只半”。又每日份例：“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水稻米七合五勺，随时鲜菜三斤”。又每日果房份例：“红枣、桃仁、圆眼、荔枝、西葡萄各二两，随时鲜果八个”。

德天赐后来的景况并不好，其转折点就是嘉庆十年(1805)的德天赐托教友陈若望向澳门递送西字书信和地图一事，为嘉庆年间的一大教案，牵连甚广。德天赐亦身陷其中，查出他用汉字编造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认定他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请旨“将德天赐革去顶戴，交刑部详细研审。”最终嘉庆帝上谕：“该部(刑部)奏请或饬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德天赐著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德天赐在热河被圈禁四年，直到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才传旨：“西洋人德天赐遣住热河，业已数年，著加恩释，令回京，仍著禄康等交西洋堂严加管束，钦此。”德天赐才又回到北京。

钟表是在清代的时候有西洋慢慢的渗透到国内，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当时的清代末年国内已经有了很好的钟表工匠。这些能工巧匠做出来钟表可谓工艺精湛，但是动荡的社会让这些表匠们命运多舛，实在是可惜，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清宫里的那些表匠们的命运。

和其他服务宫廷的西洋钟表技艺之人的结果不同，德天赐是被清廷遣送回国的。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二十九日上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

据此，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等于七月十四日奏：查西洋人情愿来京效力者，向由两广总督具奏，奉旨准令来京，始行咨送进京当差。今无职役之五人内，惟毕学源通晓天文算法，其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学业未精，止能绘画及修造钟表等事，在京本属无用，应即遵旨遣令回国。

于是，相关部门当即催令德天赐等收拾行李什物，作速起程。经过沿途各省递送，“将高临渊等四人于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护送至澳门，交夷目唩嚟哆收管，并查明澳门地方常有贸易夷船往来吕宋，堪以附搭回国。”德天赐最终回到了意大利，在幸运地与祖国亲人再次相会的同时，也为他的中国之路留下了些许遗憾。

高临渊制作的钟表

情况不明的高临渊

高临渊，西文名不详。法国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与巴茂正一起来到中国。前面已经讲到，当他们到达广州后，大臣舒常特为此上过奏折，介绍新来西洋技艺人的情况。其中讲到“有西洋佛兰西人……高临渊三十六岁，晓做钟表”。按此推算，高临渊应该生于1746 年。至于高临渊何时到达北京，现在还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极有可能是和巴茂正一起赴京服务于宫廷的。他在宫廷的具体工作和生活情况史无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和德天赐等一起于嘉庆十六年被清廷遣送回欧洲的，理由仍是“学业未精，止能绘画及修造钟表等事，在京本属无用”。据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十三日福庆的奏折：“查西洋人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德天赐等四名因现无差使，未便令其闲住在京，经奴才等据实奏请，奉旨：遣令回国等因，钦此。钦遵在案。当即催令收拾行李什物，作速起程。”此时，高临渊已经六十五岁。他是否安然地回到了他的家乡呢?后来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和其他服务于宫廷的西洋钟表匠师相比，我们对高临渊的了解实在是少之又少，希望将来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以嘉庆十六年(1811)为分界点，以钟表匠和机械师的身份在宫中服务的西洋传教士全部离开宫廷，再也不见他们的踪影。实际上，随着宫廷中西洋钟表匠师的离去，宫廷的钟表制作也失去了技术的支撑，最终连那种基础性的修理和保养工作都有些难以为继，更不用说有新的制作了。在以后的时日里，和民间的情形一样，清朝宫廷的钟表收藏主要来自于同西方国家的钟表贸易。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中西间钟表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在中国宫廷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