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10亿被判死刑 副厅级的“传奇”一生

盛世出贪官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近几年习近平主席一直在严打贪官腐败，却还是有很多贪官污吏侥幸逃过，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着这些老虎们的就只有牢狱。

“受贿10.4亿，死刑。”

3月28日，落马接近四年后，因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山西省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迎来一审宣判。

从央视播出的庭审画面看， 时年66岁的张中生头发已经全白。当天，他身穿白色衬衫和深灰色外套，在两名法警押送下，走上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听到宣判时，他连续眨了几下眼睛，面无表情，一脸木然。

这名副厅级官员，不但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员受贿额的一个新高，同时也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贪腐官员。

有“吕梁头号官霸”“吕梁教父” 之称的张中生，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求学和职业生涯也未离开过吕梁。当地人称其当副县长时，县长拿他没办法;当县长时，县委书记拿他没办法;当吕梁行署副专员时，专员拿他没办法;当副市长时，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拿他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从张中生的领导、同事、校友及与其直接打过交道的企业家处获悉，张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从政后对吕梁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后来贪婪成性，胆大妄为，性格蛮横，尤其是在其长期主管的煤炭领域，通过插手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大肆敛财，与很多煤老板往来密切，编织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还在调查中了解到，张中生在落马后态度恶劣，拒不配合调查。

有性格，也有靠山

1952年11月，张中生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在1971年行政区域调划中，中阳县西北部的十二个公社和离石县西部的十三个公社、一个镇被划出，设立柳林县，其中就包括张中生所在的乡镇。所以，张中生的籍贯也写柳林县。

张中生的一名柳林县老乡，同时也是他的中学校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父亲当过兵，部队转业后做了裁缝，为人沉默寡言、老实巴交，母亲也是普通家庭妇女。

在兄弟姐妹四人中，张中生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张家哥仨仕途发展都不错，二弟曾任山西省政府一位原主要领导的秘书，三弟则是一家央企下属子公司的高管。

在中阳县南街完全小学读完小学后，张中生进入中阳县东方红学校读中学。由于性格顽劣，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

1969年，17岁的张中生来到中阳县粮食局，成为一名保管员。

现年80岁的高智广是时任中阳县粮食局党支部书记、局长，也是张中生早期的领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称，张中生比较聪明，说话得体，腿脚麻利。做了一年多保管员后，张被提拔为中阳县粮食局下属的枝柯粮站站长，后来又出任粮油加工厂厂长。

1982年，中阳县粮食局为了粮油加工厂更好地发展，决定将其交给个人承包。局领导觉得张中生头脑灵活，便指定时任厂长的他来承包。

在任粮油加工厂厂长期间，张中生还被发现挪用单位资金，给岳父家修窑洞。他还多次将土粮饲料供给一位时任副县长的家人喂猪，并因此得到了这位县领导的赏识。张中生1983年调任中阳县食品公司经理后，仍时不时把单位的猪头、猪肚等当做礼品送给上述县领导。

张中生担任食品公司经理期间，该公司曾发生过一桩营私舞弊案。当时，食品公司囤积了大量猪饲料，以待饲料涨钱时转卖给粮站，赚取差价。澎湃新闻援引当时在中阳纪检机关任职的一位知情者称，此案由当年粮食局内贼案牵出。

据该知情者回忆，一天上午，办案人员来到食品公司，准备向张中生问话，但张 “十分嚣张”，不予配合。县审计局去食品公司查账时，张中生说“今天检察院来，明天纪检委来，审计局也在，这我还能工作”，说罢，未打招呼，开车扬长而去。

这位知情者称，办案人员等了一天半，也没见到张中生。不久，在县委主要领导插手下，此案不了了之。这一案件，不仅能看出张中生的性格，也能看出其当时就有靠山。

在中阳县食品公司做了两年经理后，张中生又担任过中阳县工商局局长、财政局局长。1990年，38岁的张中生升任中阳县副县长。此后，又历任中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中阳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中阳县委副书记、县长;中阳县委书记。

2003年6月，张中生离开他深耕了34年的中阳官场，调任吕梁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1年后，张中生任吕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分管煤炭、工业领域。2009年7月，他成为吕梁市委常委。

2013年3月，张中生到龄退休。2014年5月29日，在退休一年多后，张中生被宣布接受调查。引人注意的是，作为一位副厅级官员，他是由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的。

多个信息源称，张中生被带走后，吕梁市召开市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张中生的案情，并透露该案已经查实的受贿金额超过6亿元。

2016年3月6日，山西时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不点名地提到了张中生。他说，山西119个县市区，2015年财政收入最少的是3300万，排在后9位的9个县都是贫困县，它们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为6.07亿。“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是6.44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王儒林说，这种(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而且直接败坏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从中阳县委书记职位上离任时，有人深夜在他家门口悄悄摆放花圈为其“欢送”，还有多地百姓自发放鞭炮庆祝，“比过年还热闹”。

妻子为其洗钱

2015年12月，张中生一案被移交给山西。该省纪委对张中生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随后，张中生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违纪所得也被收缴。

山西省纪委通报称，张中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掩盖违纪事实，勾结不法商人，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未经组织批准，擅离职守，数十次私自出境等。

2016年1月4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张中生决定逮捕。

2018年3月28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张中生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同时判决对张中生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不明财产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临汾中院称，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3年，张中生利用担任山西省中阳县县长、中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中共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张中生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10.4亿这个数额，大大超过了此前传出的6.44亿元。有知情人士说，张中生一案牵涉面甚广，调查难度很大，这也是其在落马近四年后案子才宣判的一个原因。

临汾中院称，目前已查封、扣押张中生犯罪所得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28亿余元，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对于其未能退缴到案的3.5亿余元其他赃款赃物，将在判决生效后继续依法追缴。

临汾中院还表示，张中生案中的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是否依法追诉，将由有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临汾中院还透露，在该案的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两起受贿数额均在2亿元以上。他还主动向他人索贿8868万余元，其中仅向一人索要财物的数额即达6085万余元。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受贿有一个特点，其所有的房产、企业等都不在自己名下，有的挂在干儿子名下、有的挂在司机名下。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张中生自觉受贿细节做得天衣无缝，所以拒不配合调查，无认罪悔罪表现，态度极其恶劣，一问三不知。其所有受贿事实都是被调查出来的。

在张案宣判的相关新闻通报中，有一句“同案被告人李兰俊、刘年生因犯洗钱罪亦被判处相应刑罚”。但并未提及李、刘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张中生的关系及判决结果。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兰俊为张中生之妻，为中阳县政协原副主席，刘年生是李兰俊的干弟弟，曾为吕梁某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位中阳县政协原常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兰俊早期在中阳县服务公司的照相馆工作，在张中生运作下，她成为县政协委员，又一步步成为县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

多位知情者称，李兰俊和刘年生因帮张中生洗钱也都获刑，李获刑五年，监外执行，刘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与中钢的“亲密关系”

在张中生44年的宦海沉浮中，中阳钢铁集团(下称“中钢”)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吕梁多位政商界受访者称，中钢就是张中生的“摇钱树”和“取款机”，张中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老板。

资料显示，中钢建于1985年10月，现有职工一万余名，目前具有年产500万吨原煤、120万吨铁精粉、150万吨焦、400万吨铁、400万吨钢、400万吨材的产业规模，拥有总资产200亿元，年产值150亿元。

时任中钢董事长袁玉珠与张中生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从上世纪80年代便有商业合作。

袁玉珠生于1953年，是中阳人。其从中阳县柳沟农场技术员做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与中阳食品公司联营办铁厂，当时食品公司的经理就是张中生。袁玉珠也由此赚得第一桶金，并与张中生结下“亲密友谊”。

此后，张中生在个人升迁过程中，也对中阳钢铁厂一路扶持。1992年至2015年，袁玉珠任中钢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一位已经退休的中阳县纪检干部曾向媒体透露，在张中生担任中阳县县长期间，时任中阳县委书记曾自嘲为中阳“第四把手”：第一把手是张中生，第二把手是袁玉珠，第三把手是与张中生关系很近的县委副书记。

多个信息源称，张中生在任分管财贸的中阳县副县长期间，便开始将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拨给中钢，引起很多人不满。

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有记者到中阳农村采访扶贫情况，问一个村民谁是中阳最贫困的人，该村民脱口而出“是袁玉珠”，原因便是“中阳的扶贫款，都被张中生拨给了袁玉珠”。

澎湃新闻曾报道称，中钢近年每年欠税上亿元，由于与县委县政府关系密切，部分以教育等公益事业投资方式代替。据其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县国税局曾要去中阳钢铁查税，被时任县委书记张中生叫停，其还通过吕梁地委领导，直接向地区国税局稽查部门打招呼。

张中生和袁玉珠甚至共同出现在同一个行贿场合。2015年，吕梁孝义市原市长王建国因犯受贿罪获刑十一年。《中国新闻周刊》查阅王建国判决书，发现王有一段供述：“2012年3月到9月，我在湖南长沙挂职锻炼期间，任市长助理，大概在六七月份的一天，袁玉珠去长沙，我和他在长沙市政府附近的一个宾馆一起吃了顿饭，还有袁玉珠的爱人，(以及)时任吕梁副市长张中生。吃完饭前或后，袁玉珠塞给了我一张1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用卡包装着，卡包上写有金额和密码。”

多位知情者透露，张中生在吕梁、太原、北京、海南等地均有房产，其中多套房产由中钢埋单。

2016年3月6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用“胆大妄为”来形容“喜欢房产”的张中生。

王儒林称：“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来北京给他付款。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在海南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

 

张中生退休后为自己建的二郎坪别墅，也被指出资方实为袁玉珠，动用的也是中钢资金。

今年4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二郎坪看到了该别墅。这是一座中式灰瓦院落，主体基本竣工，大门用红砖填满。附近居民称，张中生落马后，该别墅也停工，内部至今还是毛胚。

与该别墅相距不远的二郎坪公园已经建成，该公园位于二郎坪山顶，内部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知情者称，该公园建设的初衷，是打造为二郎坪别墅的后花园。

张中生还在中阳县雷家沟建有一处别墅。一位受访者称，雷家沟别墅在张中生落马前已经建成，名字挂在其一干儿子名下。张中生迷信风水，这两套别墅都由风水先生选址打造，暗合民谚“两山夹一沟，辈辈出阁老”。

二郎坪附近的多位居民称，二郎坪别墅区投资数亿元，与早些时候花数亿元开建的某医院工程一起，都由中钢出资建设。随着张中生的落马，二郎坪别墅和该医院工程都已停工，沦为烂尾工程。

2014年8月26日，袁玉珠因贪腐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2015年9月2日，山西省长治市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决定对袁玉珠逮捕。

吕梁“总矿长”

中阳县多位企业家接受采访时称，在张中生主政中阳时，该县有大大小小数十座煤矿，煤老板要想生存，就得时不时去打点一下张中生。“否则他一句话就可能给你吞掉”。

2018年4月，已经80高龄的高智广，因其赵盘庄煤矿被张中生关停后转给张的亲家一事，至今仍在不断举报。摄影/周群峰

 

张中生当年的上司、原粮食局局长高智广，1994年卸任中阳县统计局局长后，承包了中阳县赵盘庄煤矿。他历时3年多，通过高利贷和向亲友筹借方式，耗资百余万对该煤矿进行改造。

高智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造完成后，该矿每天可产500吨优质煤。2000年9月，该煤矿被张中生以证件不全为由强行关停。

但不久，高智广就发现该煤矿被批给了张中生女儿的亲家刘某。高智广为此走上了举报张中生之路。如今，煤矿依然在他人名下。

中阳县另一位煤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8年，他投入290多万从别人手中买来煤矿，当时县里和吕梁地区的手续都批下来了，到省地矿局报批时，因为政策调整，需要回到县里重新审批。当他回到中阳准备报批时，却被告知，该煤矿的开采权已经被张中生转给了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前主任。

这位煤企负责人称，约一年以后，这家煤矿的开采权又划到了张中生司机的手中。“司机只是名义矿主，其实张中生是这个煤矿的真主人。”

张中生履职吕梁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多位受访者称，张中生到吕梁任职吕梁行署副专员和副市长期间，正好赶上煤炭黄金十年和吕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这两个背景让分管煤炭、工业的张中生，权力达到了顶峰。当时，张中生如同吕梁所有煤矿的“总矿长”。

吕梁是产煤大市， 资料显示，在2.1万平方公里的市域中，含煤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其盛产的4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稀缺资源，最高价上涨到每吨1800多元，比普通电煤价格高2~3倍。曾经一度四处躲债、“吃不起大碗面”的煤老板，转眼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一辆奥迪车。”

2008年至2010年，按照山西省政府统一部署，吕梁完成了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在这次整合中，除2户省属重点煤炭企业在吕梁办的15座矿不参与整合外，全市其他矿井由355座整合为112座。由于过程不够公开、行政色彩浓厚，这种整合为官煤勾结带来了便利。

吕梁多位受访者称，煤老板给书记、市长送礼，还不如给张中生送礼。“因为不找张中生，根本办不成事。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存亡。”

由于当时的煤炭市场形势，吕梁一些煤老板出手阔绰。《财经》曾援引一位接近山西省检察院的消息人士称，一些吕梁的民营企业家给张中生行贿时，竟然使用大额承兑汇票。

2016年3月6日，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还提到张中生的一个案例：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就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就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但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上亿元，才把煤矿转了出去。

死刑的考量

张中生的死刑判决，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张中生也并非十八大后首个获死刑的落马官员。2017年5月26日，因犯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被执行死刑。

而十八大以来未涉及命案的亿元贪官，比如云南省委原书记白崇恩、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黑龙江龙煤集团分公司原副总于铁义，均未获死刑。

张中生因何成为十八大后，首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落马官员?山西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山西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天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刑法》中没有废除贪污受贿罪的死刑，也就存在适用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后，临汾中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回答了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

临汾中院负责人指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处罚标准作出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改变了过去单纯“计赃论罚”的做法，代之以“数额+情节”的规定，犯罪数额并不是判罚的唯一标准，还需要综合考量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自首、立功、退赃、索贿等诸多从重、从轻处罚情节，以更好地做到宽严得当，罚当其罪。

该负责人称，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张中生不仅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其又有索贿，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插手煤炭经营、工程承揽等经济领域，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案发后赃款赃物未全部退缴等特别严重情节，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张中生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外，该负责人还称，张中生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在中共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在山西乃至全国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张天虹认为，张中生受贿金额超过10亿，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受贿金额之最，这是其获死刑判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说，这个庞大的受贿金额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是在同样的环境下，很多官员也没有如此贪婪。”

上述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还表示，张中生案宣判时，已告知被告人如不服该判决，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诉，案件将进入二审审理程序。如果被告人不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复核审，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生效。

张天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张中生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等因素，即便其上诉，也基本不存在改判的可能性。

山西曾是全国的腐败重灾区，吕梁又被认为是山西腐败的重灾区。

2014年8月，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到任后，他省内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吕梁。

王儒林这样解释行程的选择：“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分别是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白云、陈川平、任润厚。此外，2014年落马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也曾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在落马的上述名单中，有三人与吕梁有关：聂春玉、杜善学均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白云也在吕梁做过市委副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张中生，吕梁市还有6位高级别官员落马，分别是市委原常委、市长丁雪峰，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明珠，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市委原常委闫刚平，政协原副主席刘广龙和孝义市原市长王建国。

在官员纷纷落马的同时，与吕梁腐败官员关系密切的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中钢董事长袁玉珠等商界巨头也悉数被查。

接二连三的腐败案件，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一位去珠海发展的吕梁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在吕梁经商时，他不得不花很多心思在搞好政府关系上，“否则得不到关照”。

经过塌方式腐败后，吕梁也迎来了一些积极信号。《山西日报》曾撰文称，2015年底，朔州、吕梁两市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由于认真落实干部工作各项政策规定，没有发生一起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的行为，被干部群众称为“多年来秩序和风气最好的一次换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