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表技术之所以停滞不前,要归因于12世纪金人入侵,苏颂出色的古钟被毁,结果,传统制表学问辗转失传。此外，蒙古人入主中土后，仅让占星术继续发展，以保国运，其余所有有关计量时间的学问，都一概漠视。
最早一批从欧洲传到中国的时钟，是由耶稣会教士引入的，他们以传扬基督信仰，建立天国为志，早于16世纪中叶就来到中国了。他们迅即了解到，可以藉着传扬西方累积的科学知识来达到宣教目的。他们成功掌握了帝王的口味，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介绍了很多天文学家、医生、画家和制表匠到朝廷来。
第一个洋钟是在1582年运入中国的，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献给总督陈瑞。
1601年利玛窦神父到中国，得到万历皇帝款待。利氏进贡了一座有驱动坠的铁钟，它每小时发声四次；钟身置于木柜内，柜身刻有龙饰，以鹰嘴指示用汉字写成的时间刻字。
洋钟大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于时间精确与否极其关注（以当时的技术也根本未能做到非常精确），而是因为钟表新奇鲜见，遂一时成为天子和朝廷中人争相谈论的东西。
1912年以前，中国人仍以“更”（两小时）来划分一天的时间，而每更分为100个时段，每段一分钟；西历则每天分为24小时，共96个刻钟，每刻钟15分钟。可见两者并无相关之处。
17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开始起用中国工匠造钟。利玛窦神父本人，就连同两位本地工匠造了一个铜钟，可以每隔两小时（一更）报时一次。
1630年，来华二十二年的耶稣会神父阿尔瓦罗·塞梅多说：“中国人极欣赏西洋的机械技术。他们懂得造桌钟。假使他们的工资跟西洋的匠师一样高，他们可以做得更精巧。”由此可见，天才无经济支持，也无用武之地。
中国宫廷的造钟坊是乾隆年间（1736-1795）建立的。监督的沙林神父,辖下有差不多一百名奴仆。
接近1810年的时候，有几份报告提到当时在广东省售卖时钟的西方商人，说他们惨淡经营，原因是要面对来自本地产品的竞争——它们可以以低一半的价钱出售啊。
到了18世纪，清廷所见的钟，无不手工精巧，而且镶嵌了华丽耀目的宝石黄金，都是西方使节争相敬赠，以取悦天子的。为了出奇制胜，献上的表更益发珍贵。于是，更多具代表性的造洋钟技术得以在中国流传，广为人知。
1811年，法国驻北京的领使写信给拿破仑，他说：“现在到华的外国使节，都手持奉献，上贡成应尽之礼，然因汉人对于艺术美感的机械作品，未能欣赏，每多只将之堆放在宫中仓库。我国正动干戈，所献之礼，宜由陛下工房之所出，设计轻巧，方便使吏携带。”
钟表贸易一向给驻扎在广东省的海军将领垄断，然而因大量货品充斥涌入，不久，此门生意也变得甚难经营。
1824年，宝威(Bovet)兄弟从瑞士到广东经商，复兴了钟表业。当时，宝威的手表是在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弗勒里耶(Fleurier)生产；时至今日，这些地方仍然是制表的中心。
1840年，宝威兄弟率先为自己的产品采用了中国的商标名称，叫做“宝哗”或“播威”，都是从“宝威”字音译而来的。直至20世纪之初，这牌子仍然深受欢迎。
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输入欧洲的游丝发条，然后以合理的价钱，生产日常使用的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欧洲，反从亚洲，特别是香港，输入很多制表用的石英。
总括而言，中国人最初对入口的洋钟是不感兴趣的。第一，因为东西方计算时间的方法不同；第二是中国人不像洋人般要求时间精确；最后，因为交通和气候因素不利精细的机件操作。洋钟吸引之处则于在精巧的设计，美观和名贵的装饰，中国宫廷视这种贵重的礼品如珠宝首饰，或是一些自己会动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