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四川省的准考证
20世纪70年代的考生:他们被时代热烈召回
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望出去,是绵长的白城沙滩。“1978年刚入校时,我们还要端着枪在这片沙滩上巡逻。”刘海峰指了指窗外的海水。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录取大学生中的27万分之一。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1966年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中国高考历史上最低。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最终他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20世纪80年代的考生:高考已经是人生大事
“我们那时的高考,哪有现在这些孩子的阵势啊,又有老师带队,又有家长接送。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已经是人生大事,但家里远远没有现在这样重视。”1984年参加高考的董佳慧说,“我们那时要先通过初考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初考落榜就没有机会了。”
董佳慧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是在高考前一天从江津农村家里赶到县城的,坐的还是邻居要蹬去县城卖米的三轮车。考试前一天,她还在地里干了一天农活,累得全身骨头都要散架了。到了县城以后也没有亲戚可以借宿,她就在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参加高考。“考场上有两个老师,一前一后监考,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多严格。”
“我父母也没有接送或者加餐,在家里该喂猪喂猪,该种田种田,跟平时一样。”董佳慧说,在考场外,极少看到送考的家长。虽然那时家里也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但是在行动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体现。这也有一个原因,在当时,高考的录取率很低,所以落榜并不是什么大事,考上大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能考上的就是幸运儿。大家都认为就算考不上大学也有其他出路。“后来成绩出来时,我遗憾地落榜了,不过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感觉,觉得考不上就去工作嘛。”
20世纪90年代的考生:就算不包分配也要上大学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高考政策频频改革:1994年,37所重点院校成为招生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开始建立。1996年,高校试行招生“并轨”,取消招收自费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同时高校的学费开始增加。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扩招、实行“3+X”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
张萤之,20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做过多种工作,现就职于一新闻单位。对于高考,他的认识是,高考可能是农村孩子的唯一选择,尽管自己没赶上“包分配”的阶段,但在他的认识里,要想走出农村,就得拼命的学习,考大学。
记得高考那天一直下雨,步行到考场,没有特别的感觉。考完之后,脑子一片空白,像是做了一场梦。收到通知书时,没什么感觉,因为通过电话查分就能知道考了多少分,知道被哪个学校录取了。
对于农村的孩子,改变命运就是要走出去,要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人生的境遇相差太多,对于“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不得不让人感慨。
2000年以后的高考: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大熊猫
2000年以后,补习班盛行,一个学生高考,一家人车接车送,孩子身上的筹码越来越多,学生、家长压力也越来越大。参加高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
2007年参加高考的张希明回忆当时高考的情形,用一个词概括了自己当时的待遇:“大熊猫。”“我觉得自己就跟一只大熊猫一样,全家都在重点保护。”当时临近高考时,家人给他买了很多营养品,晚上学习时妈妈也会送上刚刚温好的牛奶。她说,马上就要高考的那几天,父母也不像往常那样督促我学习了,说话也非常轻柔,除了营养品,妈妈还专门去书店买了营养食谱,每天变着法做菜。
张希明回忆着赶往考场的情形:“高考当天,本来计划父母陪着我早点出发,打车赶到考场,但刚出门不久就遇到了专门免费接送考生的‘爱心车’,我们就拦下来问了一下,司机师傅特别热情,说保证安全、快速地把我送到考场,我们就上车了。我当时就是这样到的考场,感觉赶考的路上,我们考生最大。”
一来到巴蜀中学的考场,家长和考生对半分,陪考大军远远超过她的想象。“其实本来那天我父母是需要上班的,不过他们特意请了假在考场外面陪我。直到我考完一门出来,他们都一直站在门口,又是给我擦汗又是给我递水的,也不敢问我考试的情形,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比我都紧张。”张希明笑着说,这样反而让她觉得比较有压力,自己在里面答题,父母在外面顶着烈日提心吊胆地等,让她于心不忍。最后她顺利考上了重庆大学,“也算是对得起父母当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了。”
今天的考生:没哭过的高三不完整
2012年,陈惠颖考入湖南省四大名校之一的长郡中学。“进入高中时,抱着进入北大的梦想,然而到了高三,理综成了我的弱点,过去语文年级第一的优势也不再明显,名次一直在年级两百名左右徘徊,此时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陈惠颖回忆道。
“高三第五次月考,我语文作文没有写完,当考试到了时间,试卷被老师收上去时,我直接哭了出来。那是月考最后一门,我抱着最好的朋友哭了一中午,仿佛把整个高三的压力统统宣泄了出来。”那一天回到家,陈惠颖写了5张A4纸的学习安排,并把它们贴在床头。
无数次刷题睡着被后排的同学戳醒,与同学相约晚自习后到操场跑步,大家一起去办公室 “偷”空白的考试试卷,然后将自己做错的题目剪下来,贴在错题本上,再写满笔记……陈惠颖仍然记得当时奋斗的感觉。
“2015年6月7日,高考语文开考前,我们班全体学生站在澄池边,共同背诵《少年中国说》,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高中生活终于要画上句号,我是热泪盈眶地走进考场的。”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回顾高考40多年的历程,一根恢复高考的“指挥棒”改变了当时的中国,也为现在中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高考伴随着民族的记忆,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变革。
高考,应该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