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威胁论” 国人是如何陷入西方媒体话语陷阱的？(2)

简要回顾近年来BBC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发现其中引起西方民众对中国负面印象的报道涵盖面很广，包括了军事、内政、经济、民生和少量的法律、教育(多以民生报道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内的各个方面。

继续深入分析这几类文章的逻辑，发现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构建的“中国威胁论”呈金字塔型，不同类别的文章分处金字塔的不同层次。其中，不涉及法律和教育内容的民生类文章，例如高房价引发年轻一代的焦虑感等，处在 “金字塔”的最底层;针对教育和法律内容的民生类文章处于倒数第二层;内政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三层;军事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二层;而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经济类文章。位于“金字塔”的每一层的报道，都是其上一层报道的有力证据，而上一层报道，又是紧邻的下层报道的集中体现，并暗示性地表明了下层报道出现的深层原因。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金字塔”体现的，并非是这些元素在中国社会中的逻辑关系，而是深藏于BBC报道中的，引导西方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所暗中使用的逻辑关系：即用来自中国的案例，诱发西方民众本来就存在的负面情绪，并将其指向中国;其运作机理，是心理学上的“移情”，表现则是西方受众将源自自身历史以及社会实践累积的负面情绪，归因于中国，将负面情绪带来的攻击行为，包括心理、话语乃至行动层面的攻击行动，指向中国。

高居塔尖的经济驱动力，则是“中国威胁论”被西方百姓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历史心理学原因。西方民众在媒体的引导下，将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套用在高速发展的今日中国身上，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抵触。

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逻辑的体现。这一逻辑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公元14世纪开始，欧洲工商业城市逐渐兴起，中央集权制度随之被西欧统治阶级采纳。当时，西欧各国的统治阶级普遍与商业资本家合作，以增加财政税收，同时加强君主权力。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通过“圈地运动”被统治阶级与商业资本家联手剥夺。16、17世纪，随着重商主义的加速扩张，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西欧国家开始通过对外扩张来获取财富，资产阶级的利益都需要由民族国家这一载体来实现。

在理论上，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重商主义逐渐被主张自由经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慢慢失去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地位。西方民众对于“重商主义”及相伴随的对外集权、对外扩张产生了批判性心理。人常常被眼前的忙碌蒙蔽，但历史的记忆总会深埋在人们心中。随着时间的发展，重商主义成为了一个“筐”，所有对现实资本主义缺陷和不满的批判，都可以放到这个抽象的“框”里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现代资本主义维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可以通过批判宣泄和引导民众中累积的负面情绪。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遵循国际标准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上面说到的重商主义的“筐”，开始具有了新的价值：用来定义和理解中国的崛起，引导民众偏离对中国真实行为、制度设计以及现实政策的准确认识，转而以既定的传播框架，即“中国威胁论”，来构建、引导和发泄对中国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