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军在荞麦田上架设起摄像机，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个村庄，他的纪录片拍摄一直在进行。除此之外，就是不间断的思考，他一直在追求“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以下是记者和他的问答。
澎湃新闻：乡村问题中，你认为最紧迫和最希望引起公众注意的是什么?
阎海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抛弃，有城市化对农村的主动抛弃，有农民迎合城市化的被动自我抛弃。这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越拉越大。城乡差距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但今天的剪刀差越扩越大，决不能再等闲视之。每个省市县长们，建设城市的热情远远超过建设农村，有的地方马路天天挖、路灯天天换、规划天天变。别说把公共财政的“阳光”向农村挤一点，哪怕是将城市建设浪费的资金用于农村，都会解决农村很多实在的问题和困难。城市餐桌浪费的食物，很多乡下人一辈子见都没见过，别说吃。城里一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一天所用掉的电量，可以抵得上一个村庄全体村民夜晚照明一周所用的电量。别说改变农村的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紧迫的是修正良心，先把良心摆正了，我们再来讨论策略。良心不追求平等，讲再多的仁义都是空话。现在城乡是天壤之距、云泥之别。
澎湃新闻：在你心目中，毛泽东时代的哪些农村政策对今天尚有参考意义?
阎海军：有了饿死人的惨剧，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思这段历史，告诫后人以免重蹈覆辙，极其必要。但是，借着反思的潮流，史学界、文化界，有的人把饥荒事件无限夸大，当成攻击、谩骂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证据，实在是别有用心。温铁军和徐俊忠的说法我深为认可。温铁军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在决定本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别无他法的选择。”徐俊忠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让中国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从而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构想”。
有国民党背景的史学家黄仁宇也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从我这些年在基层采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合作化时代最大的好处在于高度组织化可以推进村庄治理。我在书里写过，合作化时代的村庄公意有余、个人不足。我们废了过去的“统得太死”，变成了现在的“松得厉害”。治理的策略反映到经济层面，最好的效果就是又有合作又有自由，又有集体又有个人。回顾历史，井田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以上的表述非常合理，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集体是缺位的。在崖边，农业税免除之前，乡政府在收取提留粮款时完全代表了集体，但是在承担集体义务时成了缩头乌龟。这就让统分结合变成了空话。只有分没有统。农民的负担不轻，但是集体的缺位导致了村庄治理的空谷。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村规民约日渐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