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毒案犯喊冤再审 为何三次死缓三次驳回？(2)

王印所说的“投毒案”，发生在2004年11月15日。那天，电工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毒，一死一伤。

事发后，村子里一时间传言四起。有村民说俩孩子吃了别人给的糖，有村民怀疑人为投毒，还有人猜测是“中邪了”。当天下午，死者家属报警。

2004年11月15日下午、11月22日早上，王战胜接受警方询问，讲述了事发前后的情况。他说，那天夜里一点多钟，他从朋友家喝酒回来后，发现小儿子王成有些发烧，妻子喂了他一包感冒药，药是同村杜某某那买的。

早上7点多钟，他去厨房做早饭。“厨房案板上有半瓢面粉，我就把那瓢里的面，倒到一个豆糁碗里面(里面有半碗豆糁)。”王战胜说，他加水将面和豆糁搅成面糊后，倒入锅里煎。在当地，这种食物叫做“面托”。

煎出第一个“面托”，并盛到碗里时，有村民来交电费，他便离开厨房，到堂屋里算电费。这时，他的妻子吴新丽和同村吴书贵的母亲在厨房。

王战胜正翻账本的时候，妻子和吴书贵的母亲大喊，“战胜快来，战胜快来”。到厨房后，他发现王成躺在厨房里，嘴发青，浑身发抖。他立即叫来亲戚朋友，将王成送到民权县医院。“到县医院抢救一会儿，也没抢救过来，我二儿子就死了。”王战胜说。

中午12点钟，亲属们从医院回到家后，大儿子王彬(化名)放学回来了。当时，王彬吃了一袋方便面，“快吃完时，我妈看出来，儿子身上一抖一抖的，脸色不正，眼就直了。”王战胜又将6岁的王彬送往县医院。最终，王彬经抢救脱险。

警方询问，当天早上到死亡期间，王成吃过什么。王战胜回答：“我妻子喂他吃了一包药，在厨房我听我妻子说他吃了一块糖，别的我没看见他吃啥。”吴新丽称，煎好“面托”后，她和丈夫都没吃，两个儿子吃没吃，她并不清楚。

2004年11月28日，王彬在县医院接受警方询问时说，事发当天，他在厨房吃了点“面托”，还吃了方便面，吃完后便“啥都不知道了”。

案发当天下午，民权县公安局组织技术侦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尸检。《破案记录》显示，警方将王成的胃内容、王彬的呕吐物及王战胜家厨房的十余种物品送市局检验。当晚11时，送检结果出来：胃内容、呕吐物、厨房瓢里的面中，均检出“毒鼠强”成分。

据此，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明显的投毒杀人案。

王战胜家中出事那年，同村的吴春红34岁，在村里做木材加工生意。这个消息传到吴春红家时，他正和妻子一起包饺子。女儿吴莉莉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吴春红还嘱咐她，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零食。

案发后，办案民警对死者家属及周边村民展开调查。2004年11月15日、16日，警方先后讯问了死者的父母王战胜、吴新丽。

当被问及“是否和他人有矛盾”时，王战胜回答说，“我认为没和他人有矛盾。”

吴新丽则提到六七人，并指出，“我们家的矛盾，都是因为战胜干村干部和电工得罪的人。在战胜得罪的当中，我认为赵某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赵某心最狠，俺村的人都叫他小人。”

起初，两人均未提及与吴春红有矛盾。

案发第3天，11月17日下午，村民王二轩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他说，王战胜小孩中毒头一天早上，他和吴春红都去王战胜家交过电费。交完后，二人一起从王家堂屋走出，王二轩走在前面。他走出院门，向南走了十几米，停下来等了约一分钟，吴春红才从王战胜家走出来。

▲图为王战胜的家。村民供图

当天下午，吴春红被带走询问，但他的说法与王二轩并不同。他说，那天交完电费，出堂屋门后，“王二轩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几乎是肩并肩，一块出的王战胜的院门。”

这个线索引起案件指挥部重视，警方立即围绕二人开展调查。《破案记录》显示，二人与王战胜均有不同程度的矛盾。2004年夏天，王二轩跟王战胜的父亲吵过架。吴春红也曾因电网改造，举报王战胜多收他的钱。为此，王当面骂过吴，并以怀疑其偷电为名，到其家中查电。

警方认为，王二轩提供情况的真假，是确定吴春红是否有重大嫌疑的关键。“通过技侦，排除了王二轩说假话的可能，那么吴春红回避这一分钟的去向，又和王战胜家有一定矛盾，疑点明显上升。”《破案记录》提到。

警方决定对吴春红进行突审。直到2004年11月20日，吴春红第三次被审讯时，做了有罪供述。当天《询问笔录》的时间记载是"22:00至0:00"。

按照笔录，吴春红供述称，2002年夏天，村里改造电网，当时王战胜是村里电工。“因为我有个带锯，用的是三相电，家里有个照明灯，王当时跟我要的钱高，要480元，我嫌高没给他。”吴春红称，此后，他和同村一名村民跟供电局打电话，举报了王战胜。为此，王曾在他面前骂过。

▲10月9日，吴春红家院内生锈的带锯。新京报记者赵凯迪摄

此外，吴春红供述，2004年9月份，他的三相电表烧了，他找到王战胜，说要再买块三相电表安上，王战胜不愿意，让他买三个小电表，不让他用大表了。“小表比大表走得快，每月得多交十来块钱，还把我的照明电价格提高到每度0.7元，原来每度0.55元，我气得慌。”

案发前一天早上，王战胜用大喇叭吆喝催交电费，说如果不交就把电掐了。“我就恼得慌，包了一包药，想瞅机会下到他家面里，吓唬吓唬他。”吴春红供述，他将鼠药包在纸里，装到裤子后兜右侧后，前往王战胜家交电费。

交完电费后，他和王二轩一起走出堂屋，“我见战胜两口子在记账，二轩出了战胜家头门(院门)，我就拐进厨房，把准备好的药包拆开，走到他厨房屋北墙一个案板前，见案板上靠东边放着一个面瓢，里面有小半瓢面，我就把药撒在瓢中的面里，然后赶快把包药的纸装在我下边裤兜里。”

吴春红提到，从厨房出来后，因害怕王战胜怀疑他，他便拿起厨房窗台上的一个马达轮看了一下，放下时，故意发出很响的声音。随即，他离开了王战胜家。下完药回去打扫猪圈后，他自己把裤子洗了。

当日，吴春红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刑拘。第二天，民权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宣布案件告破。

吴莉莉不相信父亲会投毒，在她的印象中，父亲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在家里做木活。最关键的是，她认为父亲跟王战胜家根本没有矛盾，没有理由去做这样的事。

村支书王印不这么认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为了调查此事，在村子里住了五六天，并非无缘无故就把吴春红抓了。他说，案发后，吴春红坐立不安，表现得很紧张，“里面情况多得很，警方那边都有(证据)。”

但据民权县公安局《有关物证的说明》显示，吴春红交代其作案时的裤子已被清洗，后将其裤子送商丘市公安局进行检验，“未检出毒物”。此外，厨房中是否发现吴春红的足迹、指纹，卷宗中并未提及。

“也就是说，除了口供之外，并没有物证能证明我父亲投毒。”吴莉莉称。此外，所有证人的口供中，无人提及看到吴春红进厨房。

除了物证缺失，该案在侦查阶段，存在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多变的情况。2004年11月20日，吴春红供述毒药的来源时称，是从内黄集村姚民农药门市部买的，叫“敌害清”，用来杀鼠和虫，当时花了四五块钱。次日8时至13时的供述中，他又称，鼠药是从张庄村“传喜”代销部买的。他解释称，此前之所以说“敌害清”，是因为这种药毒性小，可以让自己轻一点(指罪行)。

当天下午4时许，代销部老板陈喜告诉警方，周岗村东南角，有带锯那家的男子，来买过鼠药“闻到死”。此后，警方从两名案外人家中提取了“闻到死”，经技术鉴定，认为检材与“毒鼠强”一致。

对于鼠药包装的去向，吴春红起初供述称，扔到墙外猪圈的化粪池了，后来又说在王二轩家东边用打火机烧了;对于洗裤子的情况，他第一次做有罪供述时说，下完药回家后，自己就把裤子洗了。后来又说裤子是第二天由妻子洗的，他怕洗不干净，又把裤兜洗了两遍。但是，其妻子却供述称，裤子是案发4天后的11月18日洗的。

2005年3月28日，民权县公安局补充的《破案经过》提到，根据此案的客观情况，再取得进一步证据的可能性不大。战机稍纵即逝，2004年11月19日晚，警方对吴春红进行突审。“民警围绕吴的家庭、子女、老人等诸多方面展开心理攻势。经过民警耐心工作，吴春红交代了为报复他人而投毒杀人的犯罪经过。”

2005年5月30日，商丘检察院以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05年6月14日，商丘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吴春红当庭推翻此前的有罪供述，称自己没有去过王战胜家厨房，没有投毒，没洗过裤子。在公安局的供述，他称是“被打的没法才说的”。

吴春红翻供，法院并未采信。

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10月30日，商丘中院三次判处其死缓，但均被河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

期间，双方律师曾进行激烈交锋。王战胜的代理律师认为，吴春红供述的犯罪事实，有多项证据可以印证：证人王二轩交过电费后，和吴春红一起从王战胜家走出来，扭头不见吴春红，约一分钟后，吴春红又从王战胜家出来，从而印证吴春红供述趁机去投毒的事实;王战胜的大儿子王彬陈述，11月15日早上食用“面托”后中毒，印证吴春红将鼠药投放到面粉里的事实;王战胜证明，当时听到外面一声响，扭头看到吴春红在厨房的窗户前站着，印证吴春红供述投毒后，怕别人怀疑，在窗台上拿起马达轮，故意用力放下弄出响声，制造自己仅在窗前停留的假象。

他认为，上述大量有效证据，可以证明吴春红投毒杀人的犯罪事实，应判处其死刑。

吴春红的辩护人则坚持为其做无罪辩护，他提到死、伤者的胃内容和洗胃液中只发现有“毒鼠强”，但没有面粉和豆糁，证明吴春红并未向面粉里投毒。另外，他提出，现场勘查中，没有发现吴春红脚印和指纹。

司法材料显示，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审理此案之前，委托安徽阜阳市公安局对吴春红进行测谎。测谎意见显示：经过对吴春红三遍测试，发现其在相关问题上有说谎反应。我们倾向认为，吴春红所称“王战胜家厨房里的药不是我下的”系说谎。

▲图为吴春红的家。新京报记者赵凯迪摄

两个月后，商丘中院相关负责人询问了王战胜，形成《询问笔录》也被放入卷宗当中。笔录中，商丘中院相关负责人称，此案三次被发还重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吴春红供述的老鼠药的药包未找到，吴春红供述放毒药的裤子已提取，但未检出毒鼠强，而认定吴春红杀人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证据。因此，本案主要证据存在欠缺之处。”

“应该是吴春红投毒。”王战胜说。“我们法院判案是依据证据的，本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谁也不敢马虎大意，草菅人命。”该负责人回答。

但一个月后，直接证据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商丘中院第四次对吴春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无期徒刑。随后，吴春红的上诉、申诉，均被河南高院驳回。

申诉被驳回后，吴春红失去了信心。吴莉莉记得，2013年，她去监狱会见父亲的时候，父亲说，“在家照顾好家人就行，别给我喊冤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然后，大哭起来。

▲自吴春红深陷囹圄后，家中已无人居住。新京报记者赵凯迪摄

直到2014年8月份，吴莉莉看到念斌被宣判无罪的新闻，她觉得父亲“有救了”。她说，这两个案子太相似了，同样是“投毒案”，同样经历了多次重审。她觉得念斌能平反，父亲也能。

李长青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2017年，吴春红已经在监狱服刑8年，但仍拒绝认罪、拒绝减刑，说“如果不洗清这个冤屈，宁可死在里面”。经过阅卷、现场勘查，李长青和金宏伟认为此案疑点重重。

法院认定，吴春红使用“闻到死”，在王战胜厨房的面粉里投毒。但金宏伟律师提出，侦查人员在吴春红家中，没有提取到任何鼠药或鼠药包装。“非常讽刺的是，本案证据中，两份鼠药鉴定，竟是从两个案外人家中提取，鉴定结果为含有毒鼠强成分。这种鉴定被放在案卷中，可想见当年办案之粗糙。”

此外，金宏伟提到，“毒鼠强”具有可长期存留的特性，只要裤子中沾有“毒鼠强”，即便水洗，还是能够检测到。“用裤子被洗了，来解释没有提取到‘毒鼠强’，是解释不通的。所以，原审未能证明吴春红于案发当日接触过‘毒鼠强’。”本案中，吴春红提到的马达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

李长青将此案称做“河南版念斌案”，“被害人到底吃了什么中毒，没有检验;投毒物几经变化;投毒现场没有任何与吴春红有关的证据;吴春红的有罪供述，是投毒的唯一直接证据。”

2016年6月3日，吴春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请求宣判其无罪。诉状中，他提到，本案口供系刑讯逼供、诱导。“刑讯逼供是真实的，在进看守所时，狱友王宝通看见过我身上的伤。在试听资料中，说我表情自然，语言流畅，我是被逼无奈的，上级并没有看到，试听资料前的情形是什么样子。一是怕再受刑讯，二怕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把媳妇抓来受屈。”

2018年5月2日至10月5日，吴莉莉将申诉状、判决书等43张资料，复印了312份，邮寄到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及省市相关部门。

期间，商丘中院打电话，让家属过去了解情况。“第一次，他们把我说的原审关键性问题都做了笔录。第二次再去，他们就说愿意法律援助我们几万块钱，但是我们以后不能再申诉了。”吴莉莉说，为此，奶奶和他们大吵一架，说：“给金山银山我们都不要。”

直到10月3日，吴莉莉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逐字逐句读完，看到“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的字句后，她躲到角落哭了起来。案发14年，吴春红的家属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吴春红的父亲回忆，案发前，吴春红老实肯干，有手艺，干木匠活一个月能挣上1000多块钱。“那时候挣得不算少了，当时还不兴打工，村里同龄人都在家种地，有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现如今，村民大多盖起二、三层的楼房，但吴春红家还保持14年前模样，土院子、破平房，院子里的带锯，也锈得没办法再用了。

吴莉莉觉得，真的假不了，她相信总有一天，父亲能够平反，像聂树斌、念斌一样。“我们倒霉了这么多年，总该幸运一次了。”

同样在等待的，还有王战胜的家属。14年过去，王战胜一家仍未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2018年10月10日，记者来到王战胜家，当透露采访意图后，其妻子拒绝了记者采访，她表示不关心吴春红案是否再审，法院、检察院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2018年10月12日，新京报记者分别联系了民权县公安局及商丘中院。商丘中院相关负责人称，案件已经决定再审，不方便对此案发表过多意见。截至发稿，民权县公安局未作出回应。